唐朝的“藩镇”与其他朝代的“宗藩”相比，其背后的根基极为深厚。如果像唐德宗那样，仅仅治标不治本，结果注定是失败的。即便唐宪宗和唐武宗如此强势，最终也无法彻底根除藩镇的威胁，最终功亏一篑，未能挽回局面。

“二帝四王之乱”，又称“奉天之难”，无疑是唐代中期最震撼的历史事件之一。这一事件的起因，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唐代宗时期的“河朔分封”政策，直接埋下了祸根。

在“安史之乱”平定之后，平叛功臣仆固怀恩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，与安史叛将田承嗣、李怀仙、李宝臣、薛嵩四人达成了秘密协议，仆固怀恩帮助他们在河北设立藩镇，作为回报，四人则心甘情愿地依附于仆固怀恩。这个提案，乍一听，完全是荒唐的——按理说，任何帝王都应该将仆固怀恩斩首示众，不能容忍如此擅自分封。然而，唐代宗却接受了这一提案，做出了如下任命。

四人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（包括幽州），并最终形成了史称“河朔三镇”的局面，成为唐朝的毒瘤。河北的士庶百姓在安史叛军的统治下生活了八年，朝廷的威信早已荡然无存，而唐代宗竟然将最脆弱的地方交给曾是叛将的降将自治，这无疑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伏笔。

不出所料，这些藩镇根本不听朝廷指挥，甚至不交纳赋税，朝廷任命的官员不受承认，节度使的职务也成了世袭制，几乎变成了独立的小王国。唐代宗曾多次出兵讨伐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最终只得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局面。

唐德宗继位后，决心改变这一现状。建中二年（781年）正月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，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亲的节度使职务。按照唐代宗的惯例，朝廷会以形式上的批准予以承认。然而，唐德宗却作出了强硬回应，直接下令拒绝：“不准！”李惟岳对此不满，觉得这是破坏了惯例，便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、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举兵反抗。

为了平叛，唐德宗命淮南节度使李希烈出兵。李希烈确实有能耐，不到一个月便平定了梁崇义的叛乱。然而，唐德宗的庆功酒还未干，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——李希烈竟然意图吞并梁崇义的领土！这使得局势愈加复杂，战火愈加猛烈。

建中三年（782年），幽州、成德、淄青等四镇的节度使效仿“战国七雄”模式，纷纷自封为“王”。田悦自称魏王，王武俊自称赵王（代替被杀的李惟岳），朱滔自称冀王，李纳自称齐王。他们自称“寡人”，设立官职，封赏百官，完全不将大唐放在眼里。

不久，李希烈在四人的挑唆下，竟然宣布称帝，国号“楚”。唐德宗震怒，决定动用更大力量进行平叛。于是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兵出征。然而，这一切也未能轻松解决问题。泾原兵原本是由唐玄宗时期的“大唐第一先锋官”李嗣业训练的精锐部队，他们在安史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。可是，长期的流动战斗塑造了这支军队桀骜不驯的性格。每当经过长安时，朝廷总会“慰劳”他们，赏赐财宝、酒食。可这次，唐德宗显然忽视了这些士兵的需求，仅仅派遣使者送去一些粗劣的酒食。

士兵们愤怒了，觉得朝廷不尊重他们，甚至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待遇。于是，震惊全国的“泾原兵变”爆发了。士兵们反戈长安，进攻皇宫。唐德宗大惊失色，急忙派出财宝进行补救，同时召集神策军保卫长安。然而，神策军的援军规模远远不足，仅有三四百人前来支援。最终，数千名泾原兵轻松攻破了长安，直指皇宫，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，成为继唐玄宗和唐代宗之后第三位失国的帝王。

随着事态的升级，士兵们在劫掠后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接下来该如何是好。节度使姚令言决定冒险，他决定拥立朱泚为皇帝。朱泚，本是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，曾在唐代宗时曾被重用，因而极为愤怒和不满。当时，唐德宗撤掉了他的节度使职务，将其提升为太尉，但实际上只给了一个空头职务。这让朱泚感到极度不满，决定在这次乱局中自立门户。

朱泚在乱兵的支持下，宣布称帝，国号“秦”。于是，唐朝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，“二帝四王之乱”正式爆发。李希烈和朱泚分别称帝，朱滔、王武俊、李纳、田悦自封为王，唐德宗的计划彻底失败，面对连串的变故，彻底陷入了困境。

唐德宗本来以为李惟岳不过是个小问题，轻松打击就能解决，结果却被这些反叛势力一再反击。他的失败仿佛每次都不是浇水灭火，而是让火势愈加猛烈。直到后期，负责平定叛乱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反叛，唐德宗又一次被迫流亡至梁州。最终，是李晟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，才重新为唐朝争得了一线生机。

经过这场“奉天之难”，唐德宗深刻认识到削藩不仅仅是政治斗争，而是关乎朝廷未来的生死存亡。在多次失败后，唐德宗再也不敢轻易提起削藩之事，而大唐进入了“带瘤生存”的阶段。

唐朝若想避免灭亡，削藩势在必行，唐德宗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。然而，为什么结果如此糟糕呢？是不是唐德宗个人无能呢？如果回顾整个过程，似乎唐德宗的失败并非全然是偶然。事实上，很多事件本可以通过妥善的策略和处理方式避免发生。

例如，李希烈本来可以不反叛，因为他原本是唐德宗亲自提拔的得力助手，只是因为野心膨胀。如果朝廷能采取柔性政策，满足他的部分要求，或许一切会有不同的结局。再者，李希烈的叛乱本来可以很快平定，初期的战事还算顺利，但朝廷的干预不当导致了全面失利。而泾原兵的叛乱则完全是由于唐德宗的疏忽和使者的处理不当，这完全是意外事件。

另外，朱泚之乱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。当时不该将朱泚与朱滔一并打压，或者在唐德宗逃离长安时将朱泚带走，甚至处理掉他，事情也许就能得以控制。

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，最终却汇聚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。我们不得不问：这些偶然真的能被称为偶然吗？其实，唐朝的藩镇问题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。即便唐德宗再有能力，也难以避免“奉天之难”的发生，因为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原因。